立法建议:对所有参与拐卖、残害、购买儿童的犯罪分子处以死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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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10
 chiyike999| 发表于 2011-02-10 08:38:00 | 只看该作者
  支持!!!!!!!!!!!!!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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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11
 莞尔一笑0303| 发表于 2011-02-10 08:49:00 | 只看该作者
  支持楚贝勒!!!强烈支持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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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12
 小爱和顿顿| 发表于 2011-02-10 18:17:00 | 只看该作者
  支持!
  我公公婆婆出门看到残疾孩子乞讨的,还是会慷慨解囊,并指给我儿子看,有时让他过去递钱。我为此跟他们讲过很多回了,如果真想帮这些孩子,遇到就报警!或者投入你的爱心去解救他们!给他们钱就等于助纣为虐!可他们怎么都不能理解,而且也不相信我说的黑暗面(他们被洗脑的太固执太厉害了)。中国像我公婆这样的人有很多,所以儿童被拐被弄残乞讨的恶性事件才屡禁不止!!
  
  还有,我也不希望儿子看到这些悲惨的儿童。他还处在相信美好的年龄,我无法跟他解释清楚这些背景,无法解释政府的不作为,无法解释为什么有这样的小朋友的存在!!
  
  我有个朋友一直在做解救乞讨儿童的善事。她和她的朋友在郊区租了大房子,雇了几个保姆,在那里安置解救来的、待治病的、尚未找到合适收养人家的孩子。她们周末就去带着礼物看孩子们,拥抱孩子们,给他们妈妈般的关爱。很惭愧我惧于面对悲惨场面,没有参与解救行动,但也一直经济支援她们。在我心里,她们是真正的天使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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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13
 易今2010| 发表于 2011-02-12 03:40:00 | 只看该作者
  转自李承鹏 关于打拐,少一些发作,多一些工作
  
   在打拐这件事上,官方和民意终于站到了同样的舆论致高点。可见官民可以在同一条战壕的,不见得总在房子内外拎各式武器对峙。理由很简单:老吾老以及人之老,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。但,不要妻吾妻以及人之妻。
  
  这是一场官方很有成就感民众很有侠义感的行动,在社科院于建嵘的邀请下,在著名人大代表韩红的倡议下,著名非人大代表的我也表现得很热烈,不仅积极发微博,前天去丽都公园玩羽毛球,有三个农村小孩跑来要一起玩,也警惕观察四周有无可疑大人,追问父母来自哪里,后来知道这三个小孩父母是服装市场卖衣服的,才放心跟他们玩,买饮料给他们喝……喝着喝着,过来两个老人警惕地盯着带了一堆孩子的我,还悄悄问小孩子们认不认识我,离去时那眼神仍很凌厉。我很欣慰,有戒备心总比孩子被人拐走,央求“叔叔别用硫酸了,还是用刀割吧”好。
    
    可我在研究被树为成功解救典型的彭高峰案时,发现他的儿子彭文乐2008年就在深圳被拐了。是的,三年前,这下三天就找到……而且当年彭高峰不见儿子后跑去报案,要求出警,可派出所只是说片区不可能有人贩子,孩子可能走失而已。彭高峰又要求看道路监视录像,不给看。后来哭着下跪,派出所才让警务室给看。可警务室磨磨蹭蹭到深夜才来,来了后因不懂操作,借口说“前几天修路可能把线路挖坏了,录像没存下来”(这情节有些眼熟)……终于贻误第一时间找到孩子的机会。彭家老人气得晕死,全家抱头痛哭,见领导无门。后来去北京上访,因在火车上不小心说出上访二字被乘警听到,一行人就被小范围控制……还有很多艰辛的事情,此处只有圈圈圈圈了。
    
    看到这里,相信你和我的脑子一样有些真空,不知该感谢警察还是感谢微博。打拐是一件正常的事,可中国一切事情却得等运动,人人都是运动员。我觉得如此大面积成建制的孩子被拐就是有关部门不作为,国外警察连老太太一只猫都会爬上树去找,这里报警都不出警。还有城管,我们的城管天天在大街上巡视,但只见菜贩不见人贩,只对菜贩狂追两条街,不对人贩多问一句话。他们不做,因为没有好处,跟地方官的GDP没有关系,如有某官某城管出于善心去找孩子,当官的都会不屑地警说他狗拿孩子多管闲事。
    
    在我的理解中,警察不仅扫黄打非的,更是公民保安队员。城管不是用来追菜贩的,其实是街区家政服务员。民政部不是假装和平员外来打万民伞的,其实是保姆总管。总之他们可以是一切员,但不要成为运动员,否则永远会三天可找到的孩子三年才找得到,他们总在等运动,等运动……因为运动是有好处的,意味着可受表彰可追加升职以及奖金。有人会说,有运动总比没动运好,至少可以推动进步。可你什么时候见过运动真正推动过一件事情的进步,包括运动会。我反而觉得频频运动是件很可疑的事,每当运动,全社会轰地进入道德高潮期,局局都是正义先锋,人人都是光明大侠,让你觉得这么好的道德环境这么大型的侠客师团里,居然出现这么多人贩子黑社会是十分不合逻辑的事。向善是对的,可间歇性向善、发作性向善,在实际操作后反复作秀会成为向恶。
    
    比如打拐这件事,明明是制度缺失,是渎职,却因发作性表演而得到表彰,这就很喜剧。它会变成鼓励着下一次三天可找到却变成三年才找得到。然后万民欢呼,举国侠义,彭家感激涕零。因此我更希望的是把打拐常态化,法治化,要实际工作,不要每年发作。我对这个国家的希望是走向正常,而不是走向正确。因为都正确,这就太不正确了。
    
    打拐的运动又变成打乞的争论。因为被人拐卖致残作为赚钱工具是少数。而更多是大人带着小孩出来混的。我的观点很清楚:一、我同意人民有行乞的权利。二、我不同意小孩去行乞。如果你喜欢美国,也知道那里也是反对小孩子以行乞作为赚钱工具的。可事情在这里又会变成另一种情景,如果我们把小孩子解救出来,让他回家,可他学业无望,生计难继,贫穷和绝望会让孩子们又跑出来行乞。如果你做个调查,孩子们还是更愿意跟着父母外出行乞,因为这是他们最能看到的赚钱方式。你也不要谴责孩子们没有追求,他们本追无可求,没有平价学校没有技术培训班,那么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给孩子们以实际的启迪,甚至知道当小姐会被扫黄,去富士康说不定哪天就自由落体了。还不如行乞。
    
    结论是:没有什么比绝望更能推动一个人去坚定地做一件不该做的事情。
    
    这才是中国基层的真相。在国外,如果父母没有抚养孩子的能力,政府会强制驳夺监护权,会有专业机构收养这些孩子直至有条件不错的家庭愿意收养。可在中国,地方官最专业的是收地收税,而不是收孩子。大地震那年,一些外国朋友表示想收养孩子,可地方政府觉得外国人收中国孩子,这太没面子,慨然表示“中国人的事情中国人自己能处理”。大家知道,处理的结果就是大街上行乞儿童越来越多,以及每年的一次发作。其实中国家庭也找不到正常渠道,有些干脆就铤而走险买卖孩子,带来很多问题,可这就是政府的问题。如果中国有好而专业的救济制度,买卖孩子现象会减少很多。有人问,政府为什么不愿意大力做专业救济制度。我答:不仅麻烦而没好处,而且在宣传形象上,长期的工作比短期的发作,会差了很多表演效果。
    
    两个月前我无意碰到一个叫晗晗的小女孩,因非婚生育,父母均不想也无力养她,一个婆婆正好想为女儿收养一小孩,以一个价格成交。婆婆对晗晗很好,可收养一段时间后发现晗晗有脑瘫,婆婆觉得收养孩子是为让家庭快乐,可脑瘫儿成为新的痛苦,要退回去。可晗晗父母又不接受……争了很久,在电视上闹得让人看了很难过。大家都在谴责父母的不对,我也挺讨厌那对父母,那脑瘫女孩急需五万块救治,我就把刚拿到的五万元稿费交给一直为此奔波的作家陈岚。大家叫好,说我有侠义。可这是很讽刺的事情,我那时其实是很可疑的,也在表演,在临时性发作。其实按道理,这时最需要的是政府,但你找不到政府在哪里,这时候通常政府的大门临时性封闭,大门只是在六一儿童节时豁然敞开,放出鲜花、鸽子、熊猫宝宝,此时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冉冉升起……
    
    我非常乐意参加于建嵘教授发起的行动,这个社会需要人人伸出援助的手,可我只会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参加,比如进行下面建议:少一些发作,多一些工作,这是我们想要的社会。否则,如果微博那么有用,还要政府来干什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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